5．儒家学说或长期取向——其后又作为第五大尺度被Hofstede和Bond（1988）在起后期研究中作为补充。这是一个以东方视角了解东方文化的文化尺度。20世纪80年代东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而这一代表此地区文化特色的文化尺度往往被认为是这种迅速增长的主要源泉。Hofstede和Bond对东亚国家有如此的研究兴趣，就是因为很少有经济学家估测到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
　　他们并不认为它们会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增长，此外，“事后他们也无法解释这些国家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Hofstede and Bond，1988）。世界发展报告（1987）指出中国20年（1965~1986）来平均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7.6%，而美国同期的增长率只有1.7%。Hofstede和Bond（1988）尝试从Herman Kahn的著作中寻求答案，他将东亚国家标榜为“新儒家”或者说是扎根于儒家教义的国家。Kahn假设东亚国家“历史上拥有相同文化根基，在世界市场条件下，过去30年来对这种文化的继承为成功的商业行为提供了颇有竞争力的有利条件。”（Hofstede and Bond，1988）。儒家教义对经济的贡献包括：（1）社会稳定性建立在人与人间不平等的关系之上；（2）家庭是一切社会组织的原型；（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待他人的美德。但没有延伸到对敌人的友爱；（4）人的生活目标是去学习技能、接受教育、努力工作、量入为出，学会坚持和忍耐。这样就能过高尚的生活。
　　
　　三、 结论
　　
　　管理学大师Peter Drucker 进一步指出，企业从知识的投资当中可以获得很大的回报，这些回报将逐渐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在很多美国公司看重国外市场战略机会的同时，他们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竞争和风险。外国文化环境下，领导和影响多文化工作氛围下的员工比领导和影响国内员工要复杂许多，而且更具有挑战性。笔者认为，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发展出自己民族文化基础上的特定组织和管理模式。这些国与国的差异就可以说明东西方的中国和美国在首选管理行为，特别是决策，管理风格，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差异性。
　　
　　参考文献：
　　1．Drucker，P．F．Post capitalist society，Oxford：Butterworth- Heinemann，1993．
　　2．Hofstede，G．& Bond，M．The Confucius connection：From cultural roots to economic growth. Organizational Dynamics，Spring，1988：5-21．
　　3．Hofstede，G．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Berkshire，UK：McGraw-Hill， 1991．
　　4．Hofstede，G．Culture’s consequences：Comparing values，behaviors，institutions，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Beverly Hills，CA：Saga Publications，2001．
　　5．Kahn，H．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1979 and beyond．London：Croom Helm，1979．
　　6．Rosenzweig，P．M．，& Nohria，N．Influences 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multination corporation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