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性使农业社会出现了剩余产品，与游牧社会产生了极大反差。游牧社会则“逐水草而居”，要求流动。当游牧社会的人看到农业社会的富足，到草丰马肥时就来掠夺，并不致力发展自己的文化,因此游牧社会很难形成发达的文化。在此情况下，为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犯，汉民族开始修长城。秦代的一万公里长城恰是这两种文明的分界线，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这条线恰是降雨量的等高线，长城以南是400毫米以上，适合农耕；长城以北是400毫米以下，适合游牧。
　　在农业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儒文化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伦理观念，即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重群体轻个体，重义务轻权利，这恰恰适合农业社会的生产条件。而工业社会则不同，工业化社会在重视群体的同时个体也不能轻视。因此说产生人权的土壤是工业社会，并非农业社会。
　　第二，世界观，即在处理人与自然及周边环境的关系上重和谐轻征服，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这一特征。比如两河流域从犹太教到基督教以及后来的天主教，其教义全是出征，是重征服轻和谐。英国的清教徒和一批囚犯跑到了北美，把印第安人斩尽杀绝，当初北美的英属殖民地大部分土地都是靠杀戮掠夺而来的。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春秋战国时期的征战也只是境内的战争。据一位欧洲学者统计，唐贞观年间中国的GDP是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三，明永乐年间是全世界的50%。十八世纪，清代康、乾年间占全世界的33%，到1800年还占26.7%。而现在美国也只占26%。在我们是经济强国时期，我们的祖先也曾经到过朝鲜、越南等国，但从来都是作为宗主国接受朝贡，而非直接统治者。到了清末，由于朝廷的腐败无能，使莫名其妙的一股恐洋症如瘟疫一样传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洋鬼子的军舰刚一登陆，清兵就不战自溃。
　　第三，在人生观，即今世与来世的关系上重人世轻鬼神。所有哲学、宗教都要研究现实与未来的关系，儒文化也是如此。可以说，儒文化是中华民族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结合。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生的事情尚不知晓，何以谈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绝不谈怪异、暴力、变乱及神鬼之事。儒家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也吸收了诸子百家的学说，但神鬼之说儒家并未吸收。不管庙里的香火有多盛，但神的意志并未进入人们的世界观，于是才有求佛不灵就要骂佛的现象。可见并非真诚的信仰，这与宗教要求的虔诚有很大不同。西方宗教认为一切都是神或主创造的，《圣经》中有“摩西十戒”，伊斯兰教里先知穆罕默德传达安拉的旨意，都在讲人不得奸淫、偷盗、说谎，人间的规矩是上帝的要求，谁犯了天条就要对神忏悔。由于在神面前人人具有同样的权利，因而平等的思想在犹太教、基督教时很早就埋下了根。这与中国的农业文化重层次、讲等级形成鲜明对比。
　　总之，重群体轻个体，重义务轻权利，重和谐轻征服，重人世轻鬼神的特征，表现出中华文化是一种注重功利性的文化。
　　农业社会的进步是缓慢的，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儒文化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中华文化由原始社会所产生的文化幼芽逐渐长成为一棵文化大树，在这过程中广泛地吸取本民族的其它学派和异民族文化的营养。汉朝时曾把孔子神化，即把孔子奉为有形象、有性格的人格神，这就将儒学推到了极端。当人格神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旦破灭，信仰就没有了，于是天下大乱。这就是西汉末年社会一片混乱的原因之一。到东汉光帝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而后来便进入反孔哲学阶段。这与当时把儒家推向极端，对孔子学说胡乱解释有直接关系。东汉以后，晋朝由于国力不强，没有统一的思想，其统治也是短暂的。到南北朝时期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华文化的出路，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又开始活跃起来了，不再把孔子神化了，也不再独尊儒术。所以，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在这个基础上儒学才比原来又进了一步。
　　中国文化重现世、轻来世的传统，使中国人形成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朴实思维，因而很少有抽象、辩证的思维。而一个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抽象、辩证的思维是必须的。隋、唐统一后，佛教对儒家学说形成一种冲击，使其又获得一次自省、汲取异质文化以丰富自己的机会。唐僧取经后创立了唯识宗，但过于琐碎，中国人不易接受。后来传说达摩来到中国，在嵩山面壁九年创立禅宗，三祖、四祖、五祖都未能得以弘扬，直到六祖慧能在广东一带发展起来，慧能提出人人皆有佛性，只不过被尘世阻碍了，只要去除障蔽，佛性会突然醒悟。而且修行不一定非要当和尚，在家里生儿育女、种地照样可以，这适合了农业社会的需要。但慧能当时所在的广东还是荒蛮之地，影响不大，后来七祖神会到洛阳辩论、宣传，打败了传统的佛学，于是禅宗大行天下。到现在，中国的寺庙里供奉的大部分是禅宗，而且在日本、韩国也很流行。其次就是净土宗，认为人心里都有块净土，慢慢修行就能成佛。修行手法也很简便，主要是念“阿弥陀佛”。
　　佛教为儒文化开了一个境界，又补充了不足，解决了现世与后世的问题。从唐代到宋代，儒、释、道三家是互通的。唐三大诗人中，李白飘飘欲仙，带有道家色彩；杜甫沉郁闵世，带有儒家意味；而白居易则干脆自称居士，于是这三人把儒、释、道三家全占了。三家之中尤以佛家的影响更为广泛，比如唐代大诗人王维，字摩诘，而《维摩诘》本身就是一部经的名字，他写的诗也大多带有禅意。宋代苏轼的一些诗词也如此。
　　宋代程朱理学的产生，与佛教对儒家的启发有直接关系。理学注重思辨，以天理为宇宙之本，认为“万物一体，皆有此理”，追求的是终极理论。南宋陆九渊在此基础上提出“心即理”，“圣人之学，心学也“。理学发展到明朝干脆更进一步成为心性之学，反求诸己，要达到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王阳明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进而提出“知行合一”理论，认为人的“良知”是万物存在的根据。显然，随着农业社会的发展儒文化也在不断地自我调整，特别是明朝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那时的商人也是追求最大利润。儒家学者发现需要调整人们的道德观，提倡心性之学，提高自我修养。这些理论与《论语》相比已有很大变化，也有很大发展。
　美国加州大学一位教授写了一本名为《儒教与中国的现代化》的书，认为中国按其古代哲学的发展是实现不了现代化的，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由西方人送来。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一种文化的调整往往需要几百年时间，中国由于过去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使国力日衰，结果西方资本主义的洋枪洋炮中断了中国文化的自我调整。当前，我们正处在经过萎缩、衰落之后的文化自省阶段，是封闭保守之后，主动和异质文化接触、吸纳、融合以图奋起的阶段，现在需要把宋明时代没有调整完成的阶段延续下去。如果给中国以时间，随着中国经济新形势的发展，凭借中华文化几千年的经验，这种自我调整会顺利完成。这种文化必将与现代生活相适应，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把中国推进到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