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服务历史及现状
　　医疗卫生服务具有许多不同于其他活动的特殊性。不过，它与其他经济社会活动又有一个很重要的共性，即医疗卫生服务同样要通过特定的体制，来动员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资源，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
　　我国医疗卫生系统的资源动员的实际状况如何?具有哪些变化趋势和特点?这是我关注的重点。从1978年到2005年，护士数量增加了250%，是增长最快的；卫生机构数增长了76%；床位增长了43.5%；卫生人员数增长了74.7%；医生数增长了87.6%。其中医生数量比历史最高点已有所降低。
　　单看这些数据不容易看出问题，要把这些数据和其它数据进行对比。一个参照就是卫生部提供的全国医疗卫生费用，其中包括政府开支、强制医保、个人花费等所有用于公共、私人卫生费用的支付。从1978年到2005年，卫生总费用增长了约70倍。与卫生费用增长相比，医院、医生、护士等几乎没什么增长。如果这种对比还不够夸张，那可以用个人现金支付的医疗费用增长来作为参照。中国医疗费用中个人支付的比例在世界各国中是偏高的，而政府支付的比例是偏低的，这是大家的共识。从1978年到2005年，个人现金支付的医疗费用增长了近200倍，比卫生总费用的增长还要快得多，而GDP只增长了50倍左右。
　　以上情况，表明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的动员，严重跟不上社会对卫生医疗服务的需要。医卫领域尚保留鲜明的短缺特征。医疗资源为什么没有好好动员起来满足医疗需求?这里不谈没钱看病或被抑制的医疗需求。现在是政府和个人的钱花出去了，要有医院和医生提供医疗服务。不管什么理论，都要回到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增加很多医院?为什么不能增加很多诊所?为什么不能增加很多医生?医院和医生数量变化不大，而医疗费用猛增，当然会导致看病贵。
　　这算哪门子市场化?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先看一下体制特征。从1997开始民营资本在法律上被允许进入医院，但面临两个选择：盈利机构和非盈利机构。非盈利机构不用缴税，而盈利机构要象工商企业一样缴税，包括增值税和公司所得税。如果民营资本选择盈利机构模式，就会面临高额的税收；如果选择非盈利机构模式，就有投资回报问题，纯粹出于慈善目的的资金投入是非常少的。有些地方采取捆绑模式，把非盈利医院和高盈利土地捆绑在一起，但是费用很高，适用面窄。这样就不能普遍动员很多社会资源进入卫生医疗领域，结果非盈利机构的比重非常高。目前96%的床位按非营利机构注册；82.8%的医院、95.1%的床位、90.4%的卫生人员、88%的执业医生属于国有和集体机构；52.8%的医院、80.7%的床位、77%的卫生人员、74.2%的执业医生属于政府办医疗机构。
　　很多研究人员包括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将医疗问题归结为过度市场化。医疗算是哪门子的市场化?怎么概括医疗领域并不重要，问题在于组织特征是和资源动员有关系的，非盈利规定使很多资源进入不到医疗领域。相比而言，教育在这方面比医疗解决得好。全国人大四读通过的《民办教育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就是教育是非盈利的，但是应当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并取得“合理”回报。《民办教育法》不能违背母法《教育法》，《教育法》已经规定教育是非盈利事业。合理回报的规定就绕过了这一条。
　　绝大多数医院院长由政府任命。这个制度安排有重要的涵义。为什么中国一方面收入很低、很多人看不起病，一方面进口很多超豪华的设备?我认为这和上述制度安排有关。各级权力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医疗安全。想当院长的话，首先要解决干部病房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并不是只有最高层领导才有医疗特护小组，而是层层都有医疗特护小组。由此耗费的资源没有预算约束，在规模上要比公费吃喝严重得多，因为吃喝毕竟有生理限制。去年《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位退休的卫生部副部长公布了一个数据全国公费医疗中80%用于行政官员。从我个人接触的现象看，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对于一些阶层，不是看病贵的问题，而是看病太便宜。光是用导管养着的植物人就是一个惊人的数量。如果都是自费，那也没什么，问题是不是自费。这些都和对医院的人事控制有关。
　　新设卫生医疗机构必须经由行政审批。台湾长庚医院是个很有名的医院。五年前就想在中关村设医院，但到现在还没有办成。宁波这样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三年前考察时只有三家正经的民营综合医院，完全和国民经济结构不对称。不是没有钱，不是没有意愿，审批和非盈利规定是关键。
　　所有医疗服务、药品和用品的价格受行政管制。每年政府宣布几百种药品降价。降价药品很快就消失了，继而出来很多新药，新药名字可以随便取。如果一个药品和服务从1 978年到现在一直有，那它的价格比1 978年没有太大变化，现在来看便宜得离谱，问题是很多都改了名称。物价局的医疗服务价格目录单高达几百上千种，都是物价局来管，不是由市场供求形成价格。
　　从人事、组织、审批等方面的特点来看，医疗领域就是政府主导，不过政府出钱很少，即“包而不办”，其他人想办还办不成。这个领域比教育和其他竞争性行业都要困难得多，是转型时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现在“挂羊头卖狗肉”的公立医院，非常像八十年代的政府招待所，即可以放开手赚钱，然后利用对外经营所得来满足政府领导的需要。种种的制度安排不让其它社会资源进来争夺超额利润，结果医院数量不增加、医疗机构数量不增加，从而导致看病难、看病贵。
　　最离谱的是人力资源方面。2005年全国医生人数比1997年减少了4.7万人，而同期全国累计毕业的高等医学专业人才达85.4万人。现在医学院的学生要找到一个职位很困难，即便医院院长的孩子想进医院都不容易，这是很重要的信号。大量的医学学生在经过漫长时间的培养之后不能当医生，只能出国的出国、当医药代表的当医药代表、从政的从政。
　　现在众口一词说是市场化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不过我理解的市场化是，“你可以挣钱，但不能妨碍别人挣钱”。一旦有赚钱机会，就有很多资源投入进去，最终达到平均利润率，以最好的价格、最好的质量给国民服务。这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简单道理。叫什么制度没有关系，我也不是要为市场化做辩护，问题是怎么认识现在的医疗状况。
　　为什么在其它部门没有这些现象?以餐饮业为例，有钱有势者在餐饮上的高消费并不妨碍别人的消费。只要准入放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餐饮企业为消费者服务。同样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下，没有人说过吃饭难。为什么选餐饮业进行比较而不是选其它行业?因为制造业有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问题，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是很难的。现在医疗也差不多也成了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行业。北大医学部介绍，肿瘤医院的患者平均每次和医生的讲话时间不超过六分钟。有特殊背景的患者和医生讲话的时间当然更长，那么普通患者和医生讲一句话都很难。这可是需要关怀的服务业啊!我认为问题不是出在市场化，医疗是市场化非常弱的部门。为什么很低收入的人也能买得起洗衣机?就是因为有人靠造洗衣机赚了钱后很多投资冲进去，形成众人所指的产能过剩。消费者巴不得产能过剩，没有产能过剩哪有便宜东西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