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工低工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民工荒”只是个别地区、个别行业的个别现象,低工资依然外出打工仍然是一个主体的事实。以下资料旨在为农民工低工资及相关问题提供一些学理阐释。
一、绝对的低工资与相对的满足
搬家,与搬运工闲聊得知,他们一趟活儿挣5块钱,一个月也就是3、400元;常去某家饭店吃饭,与服务员熟了,偷偷告诉我:“一天干10几个小时,七扣八扣,剩300多就不错啦”。这么辛苦,收入这么低,那为什么还干?答案很简单:“在家连这点也挣不到,俺比没出来的同学强多了”。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关键在于参照物的选择。智者奥修讲过一个好玩儿寓言:一只公鸡带着一群母鸡散步,邻家的一个足球飞过来,公鸡凑上去研究了半天。痛苦了:“唉,不是我说你们,看看人家隔壁母鸡的作品!”
边际效用理论的先驱戈森在其划时代的著作《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中,对绝对价值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价值和满足是相对的,是因地因时因人而异的。功利主义奠基人边沁说:穷人额外一美元的效用大于富人额外一美元的效用。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参照种地农民的收益,他们比较知足了。E•R•沃尔夫认为:“农民的主要追求在于维持生计,并在一个社会关系狭隘的等级系列中维持其社会身份。”一人出来,全家脱贫。他们在城里的低收入,维持了全家人的生计,维持了在村里的面子
按照补偿性工资差别理论,农民工的低工资,由他们到城里工作开眼界、长见识、学本领以及虚荣心的满足,而得到了一定的非货币补偿,这也就是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说的非物质报酬。
美国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在《社会学二十讲》中说:“理论是对个别事物的抽象”。对上述事实的理论抽象就是:心理平衡程度、满足程度与“下参照群体”成正比,与“上参照群体”成反比。善良无奈的农民工大多选择“下参照群体”,这是低工资依然外出打工的内在原因。
以下这则媒体报道可作为论据。调查显示;农民工对目前的工资水平总体认可,不满意的比例只有1/5,74.1%的调查对象选择继续外出务工。
但这不能作为老板们压低农民工工资的借口,只是对农民工低工资还有人外出打工的一种解释。
二、低工资与低消费
追溯工资理论史,结论令人苍凉。从李嘉图、马尔萨斯的生存工资论和拉萨尔的工资铁率,到刘易斯、拉尼斯等的二元经济模型,关键词就是“生存工资,”主要内涵两句话:一是实际工资固定在仅够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水平,也就是维持最低生存的水平;二是这种状况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保持稳定不变。
农民工今天的生存状况依然验证着大师们的理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生活在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状况;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是名副其实的穷人。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这样界定:“穷人是指这样一种人,即按照社会的传统行为方式,其收入不足以满足规定的最低需要”。
“最低需要”的定义是一个合成向量,从基本需要到最低物品成本的函数转换,不仅取决于价格,还取决于人们的风俗和消费习惯,确实很难量化,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挣得比农民工还少。”一些“愤青”以此自嘲确实有点夸张,但形容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有贴切的一面。
先说“住”。“非典”期间,笔者参加一项调研发现,在不到70平米的工棚地铺上,挤着41位农民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民工问题调查报告》数据证明,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在5平方米以下的占37.2%;装修民工住在充满粉尘和有毒气体的装修房内,建筑民工住在框架楼内,等等。
再说“食”。不久前,笔者到某服装厂参观,特意抄了食堂的菜价,最好的菜是8毛;陈化有毒的“民工粮”因大量销往工地而得名;民工集体食物中毒的报道屡见报端。人的生活是由工作、休息、娱乐等元素构成的,缺少了生活质量就打了折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你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东西。农民工为了微薄的工资,放弃了太多的东西,正如西斯蒙第所说:为了维持温饱的报酬,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全部享受和全部休息时间,不断在贫困中挣扎。
农民工最揪心的牺牲是由于经济条件等因素限制,不能为下一代提供良好的受教育机会。调查显示,农民工带学龄前子女的仅占14%左右,即使带到城里,也无力接受较好的教育,这将导致贫困的“世袭”。
萨缪尔森说:“劳动力的质量,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被政府的招商引资严重扭曲了,教育服务的价格被垄断教育的机构严重扭曲了,这两种价格扭曲恰好导致一种“低水平陷阱”——劳动者无力交纳学费从而劳动的人力资本含量保持在低水平均衡状态。同时,这一低水平均衡状态的人力资本含量恰好对应着劳动价格的低水平均衡状态,那么,中国经济会不会被长期锁入在低水平发展的陷阱里?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声称,在中国制造业中,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可以带来更大赢利。这其实创造了一个“低技术陷阱”,使中国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
劳动力价格构成应该包括劳动者衣、食、住、行、医疗福利、精神生活、知识更新、后代抚养等方面,而农民工的劳动力价值是不完整的。低工资迫使农民工低消费,只有低消费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再者,大部分农民工的“两栖”生活模式,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生存成本,弥补了其低工资的不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说:“你不能凭部分的富裕和繁华来判断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大量廉价劳动力存在,就是大量痛苦的穷人的存在,而大量穷人存在,不是我们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的目标。
三、高流动成本与低工资地区就业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如果往高处走的成本太高,人也就不得不往低处走了。林理升等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运输成本、劳动力流动与制造业区域分布》一文证明:如果劳动力流动成本比较低,低工资地区劳动力就会愿意向高工资地区流动。由于流动成本高,低工资地区劳动力不愿意向高工资地区流动。
赵耀辉对四川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的结论是:巨大的货币和非货币迁移成本,是阻止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障碍,包括交纳的各种管理费用、高额的房租、子女教育费用等,非货币成本包括不稳定感、受歧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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