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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论与讨论
计算结果表明：农业总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最大，关联度达到0.873和0.845 ；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也很大，关联度达到0.792和0.747；其后是耕地面积、城镇化率、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农村工业化水平，关联度分别为0.697、0.684、0.681和0.616；农业生产成本及农产品价格对农民收入水平有一定影响，但与其他因素相比，影响比较小，其关联度分别为0.552和0.547 。
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发现，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下主要是由于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和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较少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下是导致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主要因素。因此，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以改变农业劳动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增加农业总产值，同时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的途径为最优；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增加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也能够有效地增加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此外，有效保护和开拓可利用的耕地面积，加快城镇化建设水平，提高农业劳动力文化水平和提高农村工业化水平也能够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影响和制约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因素较多，既有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本身的问题，也有政府政策和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原因。因此，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局限于农业、农村、农民内部，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纳入到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中加以考虑，把增加农民收入和产业格局的调整相联系，把减少农民、促进非农就业和加速城镇化步伐相联系，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解决增加农民收入问题。根据上述灰色关联分析的结果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一）保证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从农业增效中增加农民收入
第一，加快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农业内部生产结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非仅仅表现在收入总量增长上，更反映在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上。当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之间存在一定的偏离，产业结构转换的收入拉动效应并未充分发挥出来。完善农村产业政策，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业内部生产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利于实现农民收入结构的合理转变。
第二，加快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由家庭小生产经营向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大生产经营的转变。农业生产由“粗放型”向“集约化”的转变可以提高农作物的单位产量，增加农业生产收入；同时可以解放更多的劳动力向城市和农村非农产业转化，增加农民收入的来源形式。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一方面可以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另一方面，可以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单个农民变为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和博弈能力的市场主体，增强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从而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产业化经营凭借产、供、销一体化，协同作业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制度提高经营效益，节省交易费用，创造出高于非产业化经营的效益增量即比较效益，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农业现代化之路，也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伟大创举（牛若峰，2002）。各地应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培育当地龙头企业，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渠道，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
第三，促进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大力实施科教兴农，发挥高科技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农业收入仍然是我国农民收入的主渠道，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根本出路，农业科技创新是强化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的支撑力。经济学家舒尔茨（1987）指出：“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引进新的生产要素，也就是进行技术创新以提高投资收益率，给沉寂的传统农业注人活水，让它顺畅地流动起来。”市场经济条件下，成本是农产品竞争的基础，质量是农产品竞争的关键。通过科技创新可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强竞争力，提高农产品的投资收益率，增加农民收入。
（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家庭非农业收入的增长
建国初期，我国推行了以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工业化模式。这种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实质是采取了牺牲农业的办法，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重工业的建设中。一方面，利用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把大量的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另一方面，又通过以户籍管理制度为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阻止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村在发展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其资本却不断地流向城市，农业在为城市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的同时又承担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农村经济的发展因而受到了严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刘易斯把发展中经济划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他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
第一，鼓励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尽管第一产业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但由于近些年来，它的增速远远低于第二、三产业带给农民的收入增长，加上受资源、效益的制约影响，其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作用明显减弱。通过加速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鼓励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从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中增加农民收入，已越来越成为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引擎”。
第二，优化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整农村就业结构、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上有新的突破。其一，农业产业化经营把不同环节组成一个完整的链条，把后续加工部门和种植业连在一起，种植业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第一车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加工部门，创造附加值，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其二，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李子奈，2000）。通过鼓励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农村个体私营经济等手段，促进农村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可以就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既是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基础，也是增加农民现金收入的有效途径。其三，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可以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是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商品化运作的基本条件，也是扩大农民收入来源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治本之策。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应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要注重农业资源、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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