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宽口径的财政支农支出。宽口径的支农支出考虑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把一些支持农业社会发展、平稳推进制度变革的支出纳入到支农支出统计范围之内。这样做有助于全面把握国家对农村投入情况的变动，毕竟，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财政支农的重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反映社会发展成果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养老体系逐渐被纳入到政府扶助范围之内，并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这就使支农支出的视野超越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党和政府对农村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逐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对农业生产的奖励扶助政策。到2006年，农(牧)业税、除烟叶之外的特产税、三提五统已经全部取消，由此减轻农民负担1000多亿元；取消农村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又减轻农民负担约1000亿元。不仅如此，国家还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为了支持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国家先后启动了“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汁划”、“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此外还对西部地区学生免除课本费和学杂费。2003年的非典疫情，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弊端，国家又开始以农村为重点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在国家的支持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正在迅速铺开。

　　但是，随着视野的扩展，农村与城市在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差距也全面显示出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持续扩大趋势，从1985-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由739.1元增加到9421.6元，共增长11.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则由397.6元增加到2936.4元，仅增长6.39倍。20年间，城镇居民收入由农村居民收人的1.86倍逐步扩大到3.21倍。不仅如此，在二次分配领域，我国一直维持着“以农补工”、“农村支援城市”的分配格局，政府的社会发展政策和公共服务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差距，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据测算，如果考虑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失业保障、养老保障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城乡收入之比将进一步上升到4倍左右。从这个角度看，更有必要加大支农支出的规模和力度，以改变目前二次分配拉大城乡差距的现状，惟有如此，才能使农民分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进步。

　　(二)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性特点。

　　1.“吃饭财政”特征明显，养人、养机构的事业费在支农支出中占有主导地位。前文提到，“九五”期间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之比为1：1.57，如果以此来推算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在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比重，则呈持续上升的态势。在过渡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事业费所占比重平均为22.2%和23.5%，改革开放25年间则上升到41.2%，其中，1979-1990年为40.5%，1990-2004年为41.8%。改革开放以来，事业费在财政支农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明显高于计划经济时期。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涉农单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事业费占比过高，也反映了涉农单位经费投入不足，内在潜力受到严重压抑的客观事实。

　　2.偏重于物质资本的投资，忽视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投资。在支农支出中，固定资产投资占有重要地位。从1979-2004年，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快速增长，从62.4亿元增加到565亿元，在短短25年时间内，增长了8倍。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占支农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按中口径计算，过渡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分别为39.6%和41.6%，该比重平均下降到25.4%，其中，1979-1997年期间该比重平均只有23.2%，明显低于计划经济时期(20世纪90年代末的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受国家扩大内需特定政策影响，不具有可比性)。按窄口径进行测算，该趋势也十分明显：过渡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基本建设支出占支农总支出的平均比重分别为50.7%和54%，改革开放25年来该比重则下降到42.9%。其中，1979-1997年间该比重只有39.8%。只是到了90年代末期，借助于国债投资的拉动，基本建设支出占比才有了迅速而明显的提高。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既有的国债投资对提升基本建设投资占比的作用也在下降，基本建设支出占支农支出的比重已开始呈现缓慢下降态势。

　　基本建设支出又以水利投资为主导，直接用于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较少。支农水利资金大部分安排在防洪、抗旱、灌溉等领域。据统计，1980—1999年20年间，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占农业基本建设的比重平均为59.4%，其中20世纪80年代为55.8%，90年代为63%。水利投资比重偏高，反映了国家对农业科技、良种推广、农业信息体系建设、食品安全等方面扶持力度偏低的基本事实。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消化过剩劳动能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但农村青少年在完成义务教育后，却很少得到专业知识的培训，掌握专门技能的比例很低。专业培训的滞后，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失衡，专业技工长期短缺，而从事简单操作的普通工人供应过剩。接受专业培训的比例偏低，已成为制约农民外出务工获得较高报酬的重要因素。

　　3.项目决定以中央政府为主导，地方政府投入具有明显的被动特征。分税制改革增加了财政集中度，这为中央和省级政府增加支农支出创造了条件。为了引导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保证国家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得到落实，中央政府普遍采取“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资金”，“中央审批、资金层层配套”的办法，形成了由中央政府为主导、地方财政被动配套的农业投资局面。这一点，在农业综合开发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自1998-2004年17年间，农业综合开发共投入资金2186.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656.4亿元，地方各级财政投入548.6亿元，中央和地方投入之比约为1.2：1。中央政府用1亿元的投入带动了约3.33亿元农业综合开发投入，政策效果明显。但是，这种层层配套的做法也限制了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这种层层配套资金的做法，在1999年以前得到强化，两者资金投入的比例由1988年的1.35：1下降到1.01：1。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办法的弊端也逐渐显露，自1999年起，伴随着中央财力的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地方资金配套的要求逐步降低，到2004年，中央与地方投入之比已上升到1.47：1，地方配套资金的总额也在2004年出现下降。但是，地方政府需要支出大量配套资金的现状并没有根本改变，毕竟，地方政府仍需要为农业开发项目配套58.3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