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的理性选择
　　
　　在东亚汇率协调问题上,中国的理性选择应该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1)选择某种方案对本国汇率稳定的效果;(2)本国对区域内其他国家汇率稳定的依靠程度,以及其他国家对本国汇率的依靠程度｡
　　关于第一方面考虑,Ogawa和Shimizu(2006) 及Williamson(2005)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结论(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所有国家选择共同货币篮子对汇率的稳定效果都要优于各自选择不同的货币篮子;对中国来说共同钉住由美元､欧元和日元所组成的货币篮子是最优选择,而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和泰国来说,共同钉住亚洲货币单位是最佳选择｡但在无法就共同货币篮子(及权重)达成一致的约束下,选择钉住自己的货币篮子对中国来说是次优选择｡
　　关于第二方面考虑,姚枝仲(2004)从不对称竞争压力的角度所做的定量分析也提供了宝贵的结论｡他在文章中指出,一国的最优货币权重不仅取决于该国对外贸易的国别分布,而且取决于该国贸易对该国货币与他国货币的汇率弹性｡汇率弹性表示汇率变动对贸易变动的影响程度｡从需求方来说,汇率变动对贸易存在至少有两种影响:一种是收入效应,一种是替代效应｡替代品的存在是影响替代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两国贸易品之间的替代关系将显著影响贸易对两国货币的汇率弹性｡贸易品之间的竞争互补关系可以反映两国贸易品之间的替代程度｡因此,竞争关系越强的两个国家,贸易品之间的替代程度就越高,双边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就越大,对双边汇率稳定的要求也会越高｡
　　从表3可以看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而与日本存在较强的互补性｡新加坡则与中国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而与日本及其他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性｡韩国则与其他国家之间都存在一定的竞争性,其中与日本的竞争性最强｡
　　
　此外,他还计算了各国的竞争压力指数(CSI) (见表4)｡表4的竞争压力指数表明中国､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竞争压力｡中国对日本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所构成的竞争力要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对中国所构成的竞争压力｡日本则对表4中所有亚洲国家构成的竞争压力都要大于他国对日本的竞争压力｡另外,中国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竞争压力要大于日本对这三个国家的竞争压力｡而日本对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竞争压力要大于中国对这三个国家的竞争压力｡
　　表5的数据表明,在美国市场上,中国对东盟10国以及日本､韩国都处于竞争优势地位,中国对这12个国家的竞争压力都要大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竞争压力｡而且除印尼和新加坡外,中国对其他8个东盟国家的竞争压力都要大于日本对这8个东盟国家的竞争压力｡
　　竞争压力的不对称带来了对双边汇率稳定性要求的不对称｡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表明,亚洲其他国家对其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有很强的稳定性要求,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对于维持亚洲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稳定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亚洲其他国家货币稳定并不是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主要因素｡
　　基于以上考虑和实证研究结论,中国即使不参与亚洲汇率协调机制,不参与共同货币篮子,亚洲其他国家也必然要谋求对人民币的汇率稳定,必然要谋求与人民币的汇率协调｡中国既没有参与亚洲汇率协调机制的压力,也没有放弃人民币的独立地位来加入共同货币篮子的必要｡谋求人民币在亚洲地区作为要害货币的地位才是中国在亚洲货币合作中的最大利益所在｡
　　
　　参考文献:
　　[1] 何慧刚.论东亚固定汇率区的构建:方案及其评述[J].世界经济研究,2005,(5):20-28.
　　[2] 姚枝仲.不对称竞争压力与人民币的亚洲战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7):63-67.
　　[3] 张斌,何帆.亚洲货币单位对东亚货币合作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影响[J].治理世界,2006(4).
　　[4] Kawai, Masahiro and Shigeru Akiyama.“Implications of the Currency Crisis for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s in Emerging
　　East Asi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0.
　　[5] John Williamson.“A currency Basket for East Asia, Not Just China,” Policy Brief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UGUST
　　2005, No. PB05-1,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